随着经济不断发展，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。有关调查显示，上海有42%的企业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，超出了《劳动法》明文规定的工作时间：每周不超过44小时。

“过劳”逼近蓝领!“过劳”逼近白领!“过劳”逼近精英!随着这种现象的日益普遍，在这个炎热的夏天，有一个几乎要流行起来的词语让人感到一丝寒意——这个词语就是“过劳死”。

“过劳”至少有两种害处：对个人对家庭而言，它使人们无暇休闲、照料老人和孩子，同时危及个人健康。对社会而言，在当前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，超时劳动的泛滥抑制了社会就业的扩大，加剧了失业现象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。

于是，人们对“过劳”现象普遍发出两种抱怨：一是抱怨法律不彰，建议效仿别国对“过劳死”专门立法干预，如在日本只要证明职工死亡前6个月加班过多，企业就要赔偿。二是将板子打向工会，认为工会面对如此大面积的职工“过劳”现象，不能只做“花瓶”旁观呼吁。各级工会应该切实依据我国《劳动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：“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才可以延长劳动时间。”坚决遏制超时劳动。

这样的诉求和解决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。没有法律层面的保障，职工的权益就会得“软骨病”，完善各项法律的确是切实保障职工权益的关键。不过笔者认为，要真正遏制“过劳”现象，应始于法律臻于文化——在刚性的法律手段之外，亦需对柔性的文化策略予以足够重视。

“过劳”现象，并不只与法律缺位、竞争激烈、企业伦理滑坠有关，“过劳”亦可视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普遍文化现象。并非只在中国才有“过劳”者，而且“过劳者”也并非完全出于无奈或被迫。如果有关“过劳死”的调查放在20年前、50年前甚至100年前，其结果或许比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。